再说别的话也没用。他把信塞到衣袋里。在到海军

基地的路上经过一个邮箱，他停下来把信投了进去。邮箱“当”的一响，对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说，这真是凄惨的日子里凄惨的一声啊。

更凄惨的是到“加利福尼亚号”去的旅程。发出恶臭的水面上盖着一层黑油，以致汽艇连水波都搅不起来，只是在烟雾中粘粘滑滑地突突响着，象破冰船那样从水面上漂浮的乌黑破烂的垃圾堆中撞过去。汽艇从整个战舰行列前面经过，因为“加利福尼亚号”泊在紧靠水道入口的地方。一艘接着一艘，帕格默默地注视着这些他非常熟悉的庞大的灰色船只——他曾经在其中几艘上服务过——都是烟熏火燎，炸得支离破碎，或者船头下沉，或者船尾水淹，有的沉到水底，有的歪歪斜斜，有的船底朝天。他感到悲痛万分。他是个战舰派。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拒绝了进航空学校。在他看来，海军航空兵干侦察、轰炸支援以及鱼雷攻击都很好，但是不能作为主要打击力量。他曾经和那些飞行员争论过，他认为战争一发生，皮儿薄薄的航空母舰只有离战场远远的，忙于互相轰炸和机群混战，而装备大炮的战舰则可以猛烈格斗以争夺制海权。那些飞行员断言只消一颗空投炸弹或鱼雷就能击沉一艘战列舰。他反唇相讥说，十六英寸厚的装甲跟瓷器绝对不一样，而且有一百门大炮同时开火，驾着一只洋铁皮小飞机的驾驶员恐怕也难于击中目标。

他玩橄榄球的经验加强了这种自然而然的保守成分。在他看来，航空母舰就好比那种好出风头的球队，拥有一批爱玩花招的带球的人，咋咋唬唬传球的人；而战舰呢，则是那种扎扎实实的进攻性球队，黑压压的一堆人一下子冲过防线。这些顽强的寸土必争的人往往取胜。他这辈子一直抱着这种错误的想法。在自己这一行的关键性判断上，他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对于汽艇旁边经过的这些惨遭屠戮的庞大恐龙，别的战舰派或许还能找出些辩解的借口。但是对于帕格-亨利，事实不容争辩。每一艘军舰都是一个庞大的机械奇迹，都是象女人手表一样精巧制成的浮动的庞然大物，能够把一座城市轰成齑粉。这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攻其不备，那些小小的洋铁皮飞机就能把它们收拾掉。证据就在他的眼前。二十年来的争论已经结束了。

夕阳把玫瑰色的光芒照在倾斜的“加利福尼亚号”的上层结构上。它向左舷倾斜了七度左右，抽水机有节奏地响着，喷出一股股又浓又臭的污水。汽艇靠上舷梯的时候，这垛布满了一道道烟痕、给火烧成漆泡的油污的钢墙，凌空斜俯在帕格的头顶上，使他产生一种死亡临近的晕眩感觉。他爬上倾斜的、一部分没入水里的舷梯时也感到晕眩。

可算赶到啦！在古比雪夫的艰难时刻，在西伯利亚的列车上，在东京的大街上，在马尼拉的俱乐部里，帕格一想起他上舰就职的情景就感到兴奋：列队行礼的穿白制服的水兵，接受检阅的仪仗队，水手长发出颤音的哨子声，在舷梯上握手的指挥官们，以及在为迎接新舰长而打扮得五彩缤纷的雄伟战舰上得意扬扬的巡礼。从前他经常在这样的仪式中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是作为主角，作为核心人物，作为新到任的“舰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哪怕吃一辈子苦头也是值得的！可是眼前却成了这副样子！

维克多-亨利踏上“加利福尼亚号”倾斜的后甲板时，一股腐烂的恶臭向他迎面扑来。他说：“请准许登舰，先生。”

“请吧，先生。”值日军官漂亮地行了个礼，他的红红的孩子气的脸很动人。他穿着油污的咔叽制服，戴着手套，挂着望远镜。五具尸体停放在后甲板上，盖着满是水渍和油渍的被单，湿透了的黑皮鞋伸了出来，鼻子把被单拱起，细细的水流从他们身边沿着倾斜的甲板向值日军官站的地方淌过来。这股气味一部分是他们发出来的，但是还有好多别的臭味混在一起——一座造给人居住的巨大机器破碎了，崩溃了，发出各种气味：冒出来的烟味，抽水机的汽油味，烧焦的油漆、木头和纸的气味，烧焦的肉味，腐烂的食物味，破烂的废绳头味。没刮胡子的水兵和军官穿着肮脏的衣服到处闲荡。主甲板上，在脏东西、垃圾堆、乱七八糟的水管、散乱的弹壳和弹药箱中间，庞大而清洁的、完好无损的上层结构耸立在黄昏的天空中。长长的十六英寸大炮，前前后后保养得清清爽爽，刚刚刷上了光亮的灰色油漆，炮口安着炮塞，炮塔毫无损伤。舰上到处架起了高射炮。这艘战列舰半死不活地漂浮在水面上，尽管受了伤，却依然是堂皇的、宏伟的。

“我是维克多-亨利上校。”

“是吗，先生？哦！是的，先生！华伦斯东舰长等您好久了。”他朝一个穿白制服的通讯兵打个榧子，讨人喜欢地凄然一笑，说：“真糟糕，先生，叫您看见本舰成了这副样子。本孙，报告舰长亨利上校来了。”

“等一下，你们的舰长在哪儿？”

“先生，他和打捞军官们在下面的前轮机舱里。”

“我认得路。”

那些甲板和过道都异乎寻常地一动不动地倾斜着。维克多-亨利从